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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廖尔之行:Jiwaji大学政治学系做报告

2014/11/24 14:30:54人浏览
不得不说,在印度出行还是比较方便的,购票、订票比较公开透明,没有那么多的猫腻和交易可操作。印度铁路的有关部门对旅客的服务尽管没有那么周到,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威风和架子。当然,在火车上旅客必须小心,不仅要看管好自己的行李和物品,还要留神自己的目的地,以免误站或下错站。

    一路上我不停地与Chauhan教授联系,列车到站的之际,他已经在站台上等候了,正站在我的车厢门口,我一下车他刚好接上我。他根本没有安排他人代劳,而是亲自到车站接我。这也是他的办事风格,效率高,执行力强。这是我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与他接触得出来的结论。可能有些能力强人有时候总是嫌别人办事效率低或是执行力不够,有些事交给别人办不放心。Chauhan教授就是其中的典型。我返程时也是他亲自送我上车的。

    Chauhan教授身着短袖衬衫和牛仔裤,足登耐克运动鞋,身姿挺拔,步履矫健,相貌英俊,显得精力非常充沛。他年纪已经58岁了,但不显老态,丝毫没有发福。这在印度中产阶级中非常少见。这可能与他酷爱运动和经常锻炼有关。这在印度朋友中也比较少见。他熟悉不少运动种类,在足球和板球方面具有职业运动员的水平。他曾经是印度大学生足球队的队员,年轻时曾代表印度踢过球。他在上大学时还是学校板球队的队长,现在也经常玩这个。

    Chauhan教授有点像欧洲人,第二天他和我一起出门游玩时常常被误认为外国人。他长得有几分像切·格瓦拉,走路像一阵风,办事也风风火火,更有几分切·格瓦拉风采。他开了一辆破吉普,像一辆军车,简直就是一个处于游击状态的切·格瓦拉。我跟他提到这点,他很高兴。他告诉我他是个切·格瓦拉迷,非常欣赏他。这让我有几分意外。因为我知道他与Vibhuti博士一样,出身于一个大封建主家庭,其父曾经是当地的一个领主,但没想到他观念非常进步,与他的家族曾经所属的阶级在观念上已经格格不入,立场上也已经完全背叛了。他跟我说那辆破吉普是他父亲打猎用的,现在归他了。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还健在,我也不好过问。因为他父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一个封建领主,民主改革后废除了其封建特权和拥有的土地。照此推测,他的父亲到现在应该是年龄非常大了。

    Chauhan教授介绍说他父亲曾经是一个King(王),被剥夺了原来的特权和领地之后仍担任家族的族长,现在这一族长的位子属于他本人,而他们老家和原来的领地距离瓜廖尔有一百多公里,这回因为时间有限没法带我去。他与Vibhuti博士一样是Rajput人,历史上来自中亚,在印度属于刹帝利种姓,即武士种姓。他的妹妹嫁给了Vibhuti博士。他们两家都是封建领主,是feudal lords,门当户对,但够不上王公的级别,称不上King或Prince。这是Vibhuti博士后来对我解释的。他说这些领主在乡下,那些能够被称为王公的住在城里,称王一方,大大小小的领主归这些王公管。在印度独立之前,印度有大大小小的土邦上千个,归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公管。这些土邦(一个略微带些轻蔑的中文翻译)一般在英语中被称为Princely States,是独立于原来英治印度(British India)的体系之外的,自有其首领或国王,其中较大的包括斋普尔、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等。后来这些土邦都被独立后的印度通过不同的方式纳入自己的版图,成为今日印度联邦的一部分。要不然,今日南亚的版图可能仍是一块百衲衣状,大大小小的国家林立呢。

   吉普车尽管有些破,但零部件都还正常,一路跑起来照样风驰电掣。我们从火车站直奔系里,好几十号人都在那儿等着呢。Chauhan教授也没有客套,以工作为要。他问我要不要先吃东西,他给我定了三文治。我在车上已经吃了不少东西,水果、饼干和巧克力之类,嘴一直没闲着,一点也不饿,所以提议先讲座,呆会再吃东西。

    Jiwaji大学政治学系也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除了硕士研究生之外,还有副博士和博士研究生。数量不大,也不算小,有好几十号人。具体多少,Chauhan教授跟我说过,但我忘了,应该不超过一百人吧。由于我到晚了,一些教师和学生已经离开,但报告厅里仍有三十多号人,包括当地媒体的两位记者,可见Chauhan教授在当地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天我更见识了他的广泛人脉。

首先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包括参拜艺术知识女神,以及向我献上鲜花之类,接着就是报告,题目就是“中印关系”,投放在大屏幕上,没什么时间段和范围的限定,与Vibhuti博士跟我定好的题目略有出入。不过,这不是问题,我讲我准备的就是了,根本不会跑题。相似的内容还会在Vibhuti博士所在的印度国立理工学院再讲,这次正好是个预演。实际上,此类题目我以前来印度也讲过多次,已经比较熟了,基本上不用怎么准备便可开讲。不过,前些日子我在金奈的几场讲座没有涉及这个内容。

尽管有几分疲惫,但讲座进展还算顺利,报告时间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轮到问答环节,对于一些问题,Chauhan教授主动接招,告诉我某些问题,如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之类,留给他来解答。后来看问题较多,为了控制时间,他站起来请我坐下休息,自己接管了场面。我本来以为他对一些问题会简单地回应两句,然后收场。这也是他告诉我的策略,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不能拖延太久,耽误师生赶车回家,另外我坐了一天的车,也很辛苦,应该提早放松休息。他给我的时间是不超过80分钟。谁知道他站在话筒前竟然谈兴勃发,长篇大论起来,大谈他前几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开会时的一些发言和主张,给人以收不住的感觉。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雄辩家,擅长演讲,很有气势,同时也很有见地。我觉得他的讲话让我受益良多。

Chauhan教授的硕士、副博士与博士学位均得之于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苏联东欧研究中心,曾经以苏联为主要研究方向,目前仍以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国家为主要治学对象。实际上,他刚刚从杜尚别参加中亚方面的国际会议归来。他目前除了政治学方面的教学之外,也开设有国际关系的课程。他还有学生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做那些方面的论文。他后来特别告诉我,他们系有一批学生是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而他本人则是一个印度教徒,但他自称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和俄国很有感情。他有反美情绪,主张印度、俄国和中国三国结盟,形成新的三角,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友。他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关美国的事;亚洲的事情中印应该联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他还认为未来将是欧亚大陆的时代,这种情况下俄国与中印两国联手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巨大作用很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这就是当天下午他长篇大论的内容。他后来告诉我他在杜尚别就讲的是这个。他的观点在印度一度有些市场,尽管不大,但现在已经式微,我已很少听到。我本人也看不到这一构想的任何前景和可行性,主要是印度无意如此。但我不与其争辩。Chauhan教授也不想特别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必要表态,听就是了。偶尔颔首、点头以示尊重,完全是出于礼貌的需要,并不表明我支持他。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没必要较真。但他对华友好、高看中国一眼的态度的确令我欣赏,心里倍感温暖。

报告结束,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小坐,一群学生跟了过来,与他商讨一些要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看得出学生对他还是蛮拥戴的,对他非常敬重。他们走后,我吃三文治,他口授给一个学生一份材料,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关于我此次报告的新闻通稿,是提供给有关媒体的,第二天要见报用的。这时过来一个一位盲人学生,说是很荣幸听到一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讲中印关系,很喜欢我的主张云云,特意要跟我握握手,感受我的声音之外的某种触觉。我赶紧上前,紧紧与他双手相握,心理也暖融融的。

印度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都会招收一些残疾人。这是政策规定的,为残疾人留有一定的名额。我在印度各地访问时,经常见到一些残疾人学生,几乎每个大学或学院都有。这种政策特别让人欣赏。

从系里出来,Chuanhan教授直接将我带到他的家中入住,安排在他的书房,没住招待所。他说家里条件更好些,还有Wifi。那是一个很大的单元房,有三间卧室,还包括两个卫生间、两个客厅、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另外还有前后花园。他们这个学校教师的住宿条件是相当好的。他们一家三口,夫妻俩加上一个读大学的女儿,绰绰有余,厨师和临时帮佣不跟他们一起住。

晚饭是Chauhan教授的夫人特意按照菜谱做的,有中国炒米,还中国辣子鸡、中国丸子,吃起来味道还是很地道的,特别是辣子鸡。而炒米饭,中国的远远不及她的手艺。要知道,印度的炒饭是很好吃的。他们有一位专职厨师,是个小伙子。但Chauhan教授告诉我,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他的夫人亲自下厨做了那几样中国菜。而那位青年厨师,尽管有很高的厨艺,也非常彬彬有礼,但估计也看不懂那本英文菜谱。

教授夫人还特意问我作息时间,如一般几点起床、几点早餐、早餐吃什么之类的问题。我大致给他们讲了我的作息和早餐习惯,谁知她竟然说会按照我的早餐时间给我提前准备西式早餐,包括我提到的牛奶、咖啡、三文治之类。我赶紧告她我可以与他们同一时间共进早餐,没必要单独准备,也没必要照顾我的口味。当然,他们的厨师给我单独准备早餐并不难,但我认为那没必要。

教授夫人举止优雅,谈吐大方得体,考虑问题非常细致,态度亲切又富于耐心,非常礼貌。她出生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生于印度最南部的泰米尔邦,也在那里生活过多年,但老家也在当地,也是Rajput人,目前在Jiwaji大学教英语。她比Chauhan教授小8岁,在20岁的时候根据家庭安排就嫁给他了,不是自由恋爱的那种婚姻。她的英语非常棒,用词非常恰当、高雅,发音清晰、标准,与她优雅的气质相得益彰。教授夫人在印度文化和文学方面也对我多有指点,生活方面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令我感动。

晚餐后我与Chauhan教授谈论了一会儿学术和印度学界共同认识的熟人,主要是探讨国际关系和东西方哲学与文化。他告诉我他很喜欢哲学,读过哪些哪些书,现在他人生的最大愿望就是退休后多读些哲学名著,包括中国的,然后思考一些问题,安享晚年。我附和说他可以在退休后多走些地方,多写些东西,他摇头表示不认可。他的志向不在于著书立说和到处乱跑,而在于体验安逸和静思的乐趣,纯粹读书,享受思想的盛宴,而不是做无谓的写作。他也没有到处走动的意向,说那样就失去了退休的意义了。对此,我表示非常理解并感到欣赏。他向我展示了他书架上的一些书籍,说房间里的所有物品我可以随意使用,书架上的书可以任意去读,电脑开着,也可以任意使用。他真是热情、豪爽又大方,有主见的同时又比较随和,不做作,更不虚伪,不会让你摸不着头脑。与这种有理想,有精神追求,同时行为做事非常干脆、利落的人打交道你会感到很轻松。他很会设身处地地为他 人着想,而不是一味地掌控局面,不顾别人。我与他很合得来。

Chauhan教授对古典的东西非常着迷,尤其是公元前的大思想家。他有不少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名著,收藏了了全套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有国际学术界关于苏格拉底的一些论文集,当然也有亚里斯多德的东西。他对读柏拉图的对话录很有心得,我们就此交换了一些看法,顺便扯了些有关神秘的苏格拉底的话题。他问了我一些关于孔子和儒学的事情,我也就古印度的哲学向其请益。他还约我第二天一起散步。他一般早晨六点起床,我担心做不到,只能说我可能到时候还起不来,让他别管我。他说没关系,会等到我起床之后一起散步。

 晚上大家都比较累了,教授夫人头天刚从外地返回,Chauhan教授是半夜开车接的她,直到凌晨2点才睡,为了接我也没能午睡,所以我们都没有聊太久,就洗漱休息了,也没有出去散步赏月之类。那个时候,月亮虽有亏损,但是仍然还是比较丰盈可观的,出去走走,抬头望月,会是比较惬意的。我已经两天没有能够上网,所以也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忙活着上网、充电之类的事情,直到半夜方睡。

第二天早晨与Chaunhan教授的校园散步足有一小时,实际上也等于借此机会参观了整个校园。那个校园挺整洁的,校舍和办公条件很好,楼房都挺体面的,管理维护很好,这多少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实际上这也是我对整个瓜廖尔的印象。我发现Jiwaji大学是个非常不错的综合大学,还有不少体育场馆,设备非常完善,有不少新建筑。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际上,我对Jiwaji大学低估了,套用了中国的经验和以前对印度地方性院校的印象去识别它,觉得它也就是中国三线城市的一个类似于普通学院的所谓大学。其实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真正的大学,尽管不在大的中心城市,但实力、地位和教育质量并不差。Jiwaji大学和我第二天走访的一个附近的学院就有着年数相当的历史,远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已存在了,应该是创校100多年了。Jiwaji是原来这里土邦时代一个王公的名字,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现在仍沿用原来建校时的名字。这与马德拉斯大学和奥斯马尼亚大学等一样,都保留了原来大学的名字,即便仍有原来的殖民地色彩或所谓的封建色彩。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他们没有像中国一样将原来的大学体制推倒重建,也没有搞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合并撤销和改名运动。

瓜廖尔是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历史上曾经是这一区域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土邦的王宫和治所就在那里。它虽然只有几十万人,没有什么有名的工业,但它的文化和教育自有其悠长的传统,也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古老名校。

    印度的大学分布比较合理,不像中国主要集中在省城以上的城市,而且以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南京、重庆、成都、长春、广州等核心城市为主。印度的国立和邦立大学分布非常均匀,几乎每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所像样的公立(国立或邦立)大学,那些国立的研究所、研究院或学院也都在全国各地广泛分布。这都是中央政府精心规划的结果。在首都德里,大学和各类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算是比较多的了,但与北京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在印度,即便是某些品牌或名牌院校,也争取在不同的地方办分校。这些分校各搞各的互不统属,比如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印度企业管理学院、国家理工学院之类。印度目前已在全国每个邦设置了一个国立的大学,另外还有国立的学院(Institute),如外语学院、科技学院、理工学院、农林学院之类,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示平等。像我此次访问的拉贾斯坦邦的首府斋普尔并没有一所国立大学,但有马拉维亚国家理工学院,另有邦立综合大学拉贾斯坦大学,另外还有几所私立大学或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印度自2010年开始向外资开放教育市场,外资可以进入印度投资办大学了。现在,有不少私立大学势头很猛,竞争力相当不错。据说,日本人和韩国人已经在印度开设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